几年前,余秋雨写过一篇文章,是关于中国在国外怎样介绍自己的。他在德国旅游时发现,中国给外国人看的展览,其实是给爱国主义华侨准备的。因此,在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期间,来参观中国展览馆的人数不太理想。

　　最近我在维也纳大学参加“中欧文化交流的过去与未来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一位中国学者也谈到“走出去”的题目,他主张要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到国外传播中国革命文化。但是欧洲真的需要吗?法国、意大利或者德国,都有一个比中国更长的革命历史。

　　“走出去”原本是好事,中国已经封闭得够久了。但是,中国应该学学怎样在国外成功介绍自己。

　　中国人要自己翻译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吗?哪一个当代中国译者能作为国际图书界的商标呢?中国原来有过,比方说Gladys　Yang(戴乃迭)与Yang　Yianyi(杨宪益),现在不再有。

　　如果中国译者名气不大,或者他们用笔名,买他们的译本或他们用外语写的书,读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。我最近买了一本中国学者的书,是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史。书的封面很漂亮,但是里面呢?没有译者或作者的真名。虽然他的德文水平很高,但是每一句话都有小错误。小错误是正常的,可是如果太多的话,读者看不下去,还不如看德国人或美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。

　　小错误不一定是妨碍“走出去”的最大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在于,翻译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国学者经常抄外国人的翻译,特别是英文的。他们好像觉得借用著名译本的词就可以了。我们讨厌这种译本,觉得这是骗人的。

　　中国译者的英文水平肯定比我高得多。不过译本还会有一些问题,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太妙了、太深了。因此翻译不光是翻译,搞翻译还要搞哲学。

　　德语哲学家马丁·布伯(Martin　Buber,1878-1965)比卫礼贤(Richard　Wilhelm,1873-1930)更早介绍过《庄子》,他的德语翻译是了不起的。他翻译的《庄子》是大艺术品,他的翻译轰动了德语国家的整个文人界。后来,卫礼贤的德文版《道德经》也是,《易经》更是。

　　为什么卫礼贤会这么成功呢?因为他老跟中国学者合作。他把中国学者的理解翻译成德文,可以说,卫礼贤的译文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解组成的译文,没有中国学者,就没有卫礼贤的翻译成就。

　　卫礼贤是我的好榜样。没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臧克和、北京大学的王锦民,也没有现在的我。翻译时代是专家时代,谁不跟专家合作,谁就不能通过翻译影响到社会的发展。因此,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他们能比外国学者更快、更好地翻译中国经典,这不一定是对的。

　　中国最近才发现翻译的重要性,成立翻译中心,在大学开始有翻译理论教授。这个决定是对的,但是来得晚了些。可能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在翻译学上赶上德语国家,在翻译实践上能跟日本相较。

　　无论如何,为了“走出去”,中国需要自己的葛浩文、卫礼贤。如果没有的话,“走出去”不一定会很成功。